思想者小传：王大奔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兼任上海劳动保障学会常务理事。 1976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地理专业。同年进藏，先后在墨竹工卡公办学校和西藏大学任教， 1988 年底调入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工作。自 1994 年起，主要从事就业问题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科学基金和上海市科委、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多项课题研究。在校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等课的教学。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指出，“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扩大就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迫切需要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劳动就业是财富源泉
失业的存在，既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也减少了社会财富的增加。
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劳动就业，实质上就是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任何生产过程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
严格地说，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才有就业的概念。它使劳动者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成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又必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人”。通过自由选择就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才得以实现。劳动分工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纪全部生产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可以预言，即使人类迈进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劳动就业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通过充分就业，才能创造出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
失业是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难题。世界各国无论在人口、文化传统、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多少差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宣称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就业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我国曾经实现过比较“充分”的就业，但那不是企业真正的劳动力需求，而是以牺牲经济效率和个人自由择业为代价的。这种“广就业”、“铁饭碗”使得劳动者的工作动力不足，劳动效率不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提高不快。当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不提高效率，企业就没有竞争力，最终只能被社会所淘汰，劳动者也会因此丢“饭碗”。劳动生产率是体现就业效率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也是提高就业质量的基础。虽然劳动生产率与该产业就业的量往往呈负相关，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能减少劳动的时间，从而使休闲产业蓬勃发展，增加新的就业机会。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企业也开始转变为以获取利润为主的经济组织，“减员增效”一度成为普遍选择，企业内原来存在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被抛向市场。失业后备军的存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前提。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替代劳动力的过程，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不断减少就业的过程。
失业意味着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失业的存在，既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也减少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劳动力如果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就不能生产任何东西，不能形成任何社会财富。著名经济学家奥肯也曾利用美国的统计资料分析了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著名的奥肯定律，即失业率的增加，导致 GDP 增长率的降低。
充分就业是和谐之基
一些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表明，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容易引起社会动乱。
促进就业关系到人的生存问题。现阶段就业还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最好的保障，更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失业必然降低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我国城镇贫困家庭中，有相当部分是由于家庭成员的下岗、失业造成的。
失业不仅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还大大增加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覆盖面还较小，城镇从业人员中参加失业保险的不到一半，就业经费的投入、职业技术培训、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和救济、帮助他们解决疾病医治等困难，都需要失业保险基金的支撑。只有提高就业率，才能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才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目前，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依然很大，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应注意获取“人口红利”，即通过加强对现有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达到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应对未来快速老龄化可能带来的社会保险的巨大压力。而失业率过高，造成了这部分资源的浪费，“红利”变成了“负利”。
失业率过高更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诱发因素。 2002 年，美国西海岸港口工会因不满雇主采用先进的港口机械大规模裁员，而举行大罢工，使美国港口几乎瘫痪了近十天，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就业问题一直还是西方政治家竞选中的主要话题。目前国际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国政府对本国就业岗位的保护。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那些鼓吹经济自由化的国家也没有能够动摇其保守态度。近来，欧美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实行“特保”和“设限”措施，其主要理由就是，中国低价的纺织品冲击了欧美市场，使本国相关企业陷入倒闭，工人失业。这也成为发达国家工会组织反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区也因职工下岗而引发了部分群众集体上访和静坐，甚至堵塞交通等。失业率的提高，已成为当今中国普通百姓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多年对我国 53 个城市居民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在老百姓最关注的社会问题选项中，“下岗失业”几乎在 1997 年后每年都排名一、二位。今年上半年，中华总工会和国家统计局合作进行的一项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就业、社保、收入成为蓝领工人当前最为关注的三大问题，其中就业和工作稳定更是位居首位。
经济发展不能单纯追求 GDP 的目标，也要保证就业目标。通过就业，不仅能满足人们维持生活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而且还有利于社会的平等、稳定和人们的良好心态。高就业率可以使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安心工作，使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得到维护。如果劳动就业安排不好，有劳动能力的人长期找不到工作，不但其物质生活受到影响，而且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有些人意志消沉、悲观失望，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社会上存在大量失业人员将会加重社会的抚养负担，并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失业有两种成本，一种是经济成本，它主要涉及到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时的浪费以及产品和服务的损失；另一种是社会成本，它威胁着家庭的稳定。没有收入或收入的减少，户主就不能承担养家应有的责任，家庭的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家庭关系将因此受到损害。很多国家的研究发现，高失业率常常与高离婚率以及高犯罪率联系在一起。在社会犯罪的群体中，其身份背景为“无业”的不在少数。因为“无业”，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逛，极易沉溺于不良文化，走向堕落；因为“无业”，缺少经济来源，在不良人员的诱使下，进而铤而走险，偷盗抢劫，最终成为社会的消极因素。
一些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表明，由于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容易引起社会动乱，所以更值得重视。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也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不但存在诸如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共有的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而且中国更是面临着劳动力供过于求背景下的总量性失业问题。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占世界的 26% ，而人均的自然资源（如耕地、淡水、矿产等）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本存量也不到世界的 4% 。这使中国劳动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结合比其他国家的难度更大。 21 世纪的前十年，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都要超过 1000 万，目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也已达到 700 多万，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和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农村至少还有 1.5 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压力在短期内不可能缓解。降低失业率在我国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促进就业是以人为本
促进就业不仅关系到人的生存，还关系到人的发展问题。人的生活供给必须通过就业来获取；人的聪明才智，主要通过就业来发挥；人为他人的服务，主要通过就业来达到；人为社会作贡献，也主要通过就业来实现。个人的才能只有通过在就业岗位上的劳动过程，才能充分显示并产生社会效益。同时，人们的聪明才智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增长和发展。所以，就业也是造就人才的重要条件。
实际上，人们用自己在社会就业岗位上的劳动成果换取相应数量的生活消费品。通过这种交换，人们在满足了自我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其他社会成员的需求。就业协调了人与人之间分工和协作的关系，使每一个人为自己也为社会而劳动，从而为人们服务于社会提供了途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劳动中，逐步适应社会，完成自身的社会化过程。 人们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自己具备的能力，并使能力进一步增强和形成新的能力。
总之，充分就业是对人力资源的高效使用，其结果是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充分就业也能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收入，使其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这也有利于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再生产；就业也使人们在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使自身的能力得以维持、强化、扩大和提高，人们在就业环境中培养了健全的人格，从而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也成为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源泉。而过高的失业率则是对人力资源最大的浪费，由于人力资源具有时效性，人的劳动能力往往难以储存，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体力会逐渐减弱，由于与社会劳动相脱离，其劳动技能也因长期闲置而变得生疏。所以，劳动力资源的闲置是最大的浪费。
就业政策应更加积极
“从福利到工作”意味着更多“鼓励或促使人们从依赖福利转向有偿工作的政策干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城镇的失业率不断攀升，既有新成长的劳动力不断增加和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原因，也有体制转变释放原企业内部富余劳动力和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传统产业排挤劳动力的因素。随着十多年来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和本地新增的户籍劳动力规模的减少及退休高峰的逐渐到来，上海市就业压力有所缓解，但矛盾依然存在。就业压力的主要表现是：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上海市因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转变所释放的企业富余人员大多数已实现再就业或者退养。“ 4050 ”人员中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就业较为困难的或者就业愿望不很强烈的人员。
上海市 70 年代已实行计划生育，进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全市户籍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开始减缓，从今年开始 已进入到负增长，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独生子女一代陆续进入劳动队伍，其本人和家庭往往对其职业期望较高，在劳动力市场上常常是家长急，而当事人不急的状况，形成类似发达国家的“袋鼠”一代。加上目前不少企业出于降低劳动力成本考虑，宁可招用有经验的退休返聘人员和能吃苦耐劳的外劳力，也不太愿用娇生惯养的本地青年，青年就业矛盾日益显现。
同时，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相对规范的就业环境（较少拖欠民工工资，较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较为人性的管理），对外地劳动力有巨大的吸引力。近年来，上海市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不断增加，目前已超过全市就业人口的 1/3 。自 2002 年，中央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各地要打破门槛，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城务工人员的规模仍将保留一个较大的规模。而另一方面，本市户籍劳动力的失业率却不断上升，其中一个原因是，部分失业人员择业要求高于社会所能提供的岗位，或宁可躺在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上而不积极就业，形成一种自愿性失业。
韩正市长在今年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指出，面对新形势，促进就业的政策也要适时调整。要把就业工作的重心转到面向社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上来。把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和政策支持的重点转到鼓励创业，引导就业为主上来。核心要放在“积极”二字上。
何为“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的就业政策是相对于“消极”而言。“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是指，向失业者支付失业保险金、给失去工作的生活困难群体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是向失业者提供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培训，对参加培训或再就业的失业人员实行鼓励和补贴措施。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对失业者进行生活救助而不会增加就业岗位，这种政策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而且会对失业者重新就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面对经济体制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大量下岗人员，本市在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时，就曾提出了“快进快出”的方针，即通过发展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同时针对当时创业环境存在的种种不利因素，创造了发展非正规劳动组织的创业模式。但是，我们更多地还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这部分群体的基本生活，如通过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托管，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通过完善失业保险对失业者进行救济，通过实行“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社会保险关系，通过制定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构筑居民基本生活的最后防线等。这一切对于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产生了“依赖”思想，也造成部分人“自愿性失业”。
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经验与教训。 1960-1980 年期间社会福利增加之后，宽松的社会福利领取环境导致人们惰于工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发达国家都在设法调整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和严重影响制度可持续性的费用增长问题。变革的主要层面，表现为重建社会保障的责任分担机制，减少政府参与，强化个人保障意识，充分发挥社团、家庭和市场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重新调整福利计划，开始从公共救助、失业救济与伤残补助等多方面控制社会福利的发放。有的缩短失业救济领取期限，有的规定有劳动能力的受益者必须参加暂时性工作，有的提高了失业救济金领取资格的最低年龄限度，有的建立了检测伤残补助受益人的资格的新程序，有的通过采取经济处罚的方式迫使受益人去就业等等。社会福利政策趋于严格。
“从福利到工作”意味着更多“鼓励或促使人们从依赖福利转向有偿工作的政策干预”，这种干预的目的要么是刺激劳动力的供给，比如通过激励措施来鼓励福利受益者寻找工作或增加劳动投入，通过提供促进式的帮助和辅导使他们认识和克服自身的就业障碍；要么是刺激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比如通过激励措施鼓励雇主更多地雇佣福利受益者为雇员，通过对福利受益者的人力资本投入使他们对雇主更具有雇佣价值。
发达国家“从福利到工作”计划的类型主要包括：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加强求职帮助，减少摩擦性失业；对雇主的激励和要求，鼓励企业扩大劳动力需求；创造公共岗位，为困难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控制失业待遇，促使失业者积极就业；提高在职待遇和对工作引起的额外开支给予补贴，让就业更得益；实行临时性的财政救助等八个方面。这对于我们把就业工作的重心转到面向社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上来有很好的启示。较高的社会福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较高的福利有可能给就业带来消极影响。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财力远没有达到可以建立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虽然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总体上还谈不上“福利病”，而是保障不足。但我们在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时要防止重蹈西方福利国家的覆辙。
在激活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可以通过发放就业补贴，创造就业岗位，或者提供培训并强化工作经验等手段，来增强那些纯粹依赖社会救助的人的工作机会。通过提供一系列广泛的咨询服务以及培训和发展的机会来改变那些长期领取社会福利的人的态度和动机。通过改革税收和社会福利待遇的结构，从政策上更加明确地激励社会福利的申请者去积极地利用所提供的工作机会。
在激活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方面，降低税赋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刺激经济发展和鼓励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除了降低税赋外，还应在微小型企业融资，经营场地、降低准入门槛等方面创造有利的环境，从开业指导、融资扶持和税收优惠等三方面对创业者予以扶持。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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